孙中山独子，晚年在美国租简易房住，四面透风，破旧不堪，生活全靠儿女接济。
1891年10月，孙科出生于广东省，这个新生儿被孙中山视为家中的宝贝，深得其爱。孙中山对孙科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继承自己的志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孙科从小便接受良好的教育，尤其是西方文化和历史的深入学习。这些经历在孙科的一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他后来在美国的求学经历，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
回国后，孙中山严苛地要求孙科投身革命事业，尽管孙科学富五车，但缺乏实际操作经验。1921年至1926年间，孙科三度出任广州市长，这一职位成为他实践理论、展示能力的舞台。他在职期间，努力改善城市管理，广州因此焕发新的活力，被誉为中国现代城市制度的先驱。
尽管如此，孙科的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由于缺乏基层经验，面对复杂的社会与政治问题时，时常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负责筹措军饷的重任面前，他的无力回天更是暴露了他的不足。当孙中山获悉孙科的难处后，严厉地斥责了他，孙科也因一时情绪失控而与胡汉民发生了激烈冲突。
这一事件不仅激怒了孙中山，更加剧了父子间的紧张关系。孙中山一度愤怒到想要严惩孙科，好在得到了廖仲恺等人的劝解，才使得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
孙中山留下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至今仍激励着许多人。他的去世后，国共合作原本脆弱的联盟遭遇多次危机，尤其是在孙科的政治行为中更加显得复杂。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国共合作的关系愈发紧张。孙科在这一时期支持清除共产党员，这一行为甚至让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及周恩来等人考虑开除他的党籍。然而，由于孙科背负着孙中山的威望，各方力量都试图拉拢他，以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力。
1926年，随着广州政府迁移到武汉，孙科改变了立场，积极支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1932年至1945年间，孙科一直支持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他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明确表示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
然而，孙科的政治路线频繁变化，使他在国民党内部和外部的关系都极为复杂。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和谈前夕，孙科再次改变立场，成为反对三大政策的代表。
在国民政府的权力斗争中，孙科一度站在了反对蒋介石的前线，甚至在国民党内部力图削弱蒋的影响力。国民政府因财政困难而崩溃后，孙科曾短暂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但他的政府因管理不善而被称为历史上最短命的内阁。
1933年，孙科再次出任立法院院长，负责起草宪法并试图组建新内阁，但蒋介石坚持实行总统制，两人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最终，这场宪法草案的争执像是两个孩童争夺糖果一般，直至1948年才得以平息。
在国民党内部权力的再次洗牌中，孙科作为重要的政治人物，被推出竞选副总统。
1962年，孙科未能当选副总统，这件事情不仅让他自身深感失望，也让为他奔走相助的蒋介石感到异常愤怒。尽管蒋介石已经下野，但依然通过控制军队和维持广泛的人脉网络，保持着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在这个关键时期，蒋介石曾试图说服孙科前往台湾，希望能与他共同谋划未来。然而，孙科坚决拒绝与蒋介石合作，他认为国民政府的失败主要是由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因此，孙科选择了离开大陆，1949年3月，他移居香港，之后又在美国生活了长达16年。
虽然周恩来等大陆领导人曾多次邀请他回国，孙科却始终未有回应。1965年，孙科再次选择前往台湾，蒋介石为了拉拢孙科，给予了他极高的礼遇，并任命他为考试院院长，这一职位虽然听起来高贵，却缺乏实权。
孙科在这个位置上受到了许多国民党元老的依赖，他们希望他能帮助解决一些问题。起初孙科还能应对，但随着时间推移，问题的复杂性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无力改变现状的孙科，最终选择再次离开，他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希望在异国找到一份平静。
孙科的政治生涯始终未能脱离其父亲孙中山的巨大阴影，也未能在复杂的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中找到稳固的立足点。
1973年，孙科在台北病逝，蒋介石为他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试图以此彰显孙科的重要地位和对国父的尊重。然而，这一切并未能改变人们对孙科政治成就的混合评价。与国父孙中山的光辉形象相比，孙科更多地被视为未能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悲剧人物。
